你多久没整理过衣柜了?我是说,那种彻底翻一遍,把所有口袋都掏干净的整理.
你大概不记得了,但衣柜里的每件衣服都认识你.
我叫张远,是这座城市里最不起眼的那种人.不是侦探,不是警察,不是任何会在新闻标题里出现的角色.我的工作服是深蓝色的,左胸口缝着一个圆形标志,上面写着"善缘慈善总会".每天早上八点,我会骑着一辆半新的电动车出门,后备箱里塞着几卷大号垃圾袋和一副橡胶手套.
旧衣回收箱清理员.
说出去都没人知道这职业具体要做什么.其实就是每周固定时间去那几个点,打开回收箱的铁门,把里面堆得乱七八糟的旧衣服拽出来,打包,搬上车,送到中转站.公司叫这"物流专员",我在工资条上看到的.一个月四千八,扣完社保到手四千出头,够活.
我做这工作两年了.
街角那个回收箱是我负责的十一个点之一.说"街角"其实不太准确,它在桐柏路和棉纺路交叉口往南走大概一百米的位置,紧挨着一家已经倒闭的照相馆.照相馆的卷帘门永远拉着,上面贴满了疏通下水道的小广告.回收箱就嵌在照相馆旁边的墙里,铁皮做的,刷着绿色的漆,有些地方已经开始生锈了.
头一年半没什么特别的.旧衣服,旧鞋子,偶尔有那种发霉味特别大的被褥.有人在里面扔过一整袋没拆封的猫粮,日期还挺新鲜.也有人在里面塞过书,我看了一眼,是什么成功学的大烂书,没要.按规定所有东西都要上交,但我偶尔会留下一些看起来还能用的小东西——一把几乎全新的折叠伞,一副只丢了一只的蓝牙耳机.别跟公司说.
变化大概是从今年三月份开始的.
第一次发现牙齿是三月十二号.那天在下雨,我蹲在回收箱前面,把那堆衣服往垃圾袋里塞.衣服不多,一条牛仔裤,两件T恤,还有一件深灰色的羽绒服.羽绒服被压在最底下,我拽出来的时候感觉有什么硬的东西从口袋里滑出来,叮叮当当落在地上.雨声太大了,我没太在意,随手把那几颗东西拢到一块儿,捏了捏.
是牙齿.
人的牙齿.
我当时的第一反应不是害怕,是困惑.因为那几颗牙齿太干净了,没有血迹,没有腐败的气味,就像是刚从牙医的托盘里拿出来的一样.我把它们放在手心里数了数,七颗.门牙,犬齿,前臼齿,大小不一,但都是成年人的牙齿.其中有一颗臼齿的咬合面上有银汞填充物,就是那种老式补牙用的材料,现在很少有人用了.
我愣在原地大概有十几秒.雨水顺着我的雨衣帽檐往下淌,滴在手心里那几颗牙齿上.然后我把它们装进了一个单独的小塑料袋,塞进了工作服的口袋里.
回到公司我就找组长刘哥说了这事.刘哥五十多岁,胖,永远穿着一双灰扑扑的运动鞋,在公司干了八年,什么场面都见过.他当时正在清点旧衣服的件数,头都没抬:"什么样的牙齿?"
"人类的.七颗."
"有没有血?"
"没有."
"那就别管了."刘哥在一张单子上划了个钩,"旧衣回收箱里什么都有,有人故意恶心人呗.你刚来不知道,前年有人在箱子里扔过一整条猪腿,还用塑料袋包着,夏天,那味儿."
我想说猪腿和人的牙齿不是一回事,但刘哥已经转过身去招呼其他人卸货了.我在原地站了一会儿,把那袋牙齿放在了他的办公桌上,然后走了.
第二周,又有了.
这次是十一颗.没有装在任何口袋里,就散落在衣服堆的最上面,好像有人故意把它们放在那里等我.衣服也少得可怜,只有两三件,而且都是很旧的那种,洗得发白,领口都松了.我蹲在那儿看着那几颗牙齿,雨又在下——好像每次去那个回收箱都在下雨,不知道是我记错了还是真的这样——我觉得后脖子有一阵发凉.
我把牙齿收好,这回没有跟任何人说.
第三周,十三颗.
第四周,九颗.
我开始在脑子里算一笔账.如果每周都有十颗左右的牙齿,一个月就是四十颗.一个人嘴里有三十二颗牙齿,也就是说,每个月至少有一个人的牙齿被完整地拆下来,扔进这个回收箱里.但那些牙齿并不来自同一个人,我能看出来.有些牙根很长,说明是年轻人;有些磨损严重,是上了年纪的.那颗有银汞填充物的臼齿几乎每周都会出现,或者是我认错了?
我可能本来应该报警.但我没有.不是因为我胆小或者有什么隐情,而是因为一个很朴素的原因——我不知道该怎么跟警察说这件事.我是旧衣回收箱的清理员,我在箱子里发现了人的牙齿?对方大概会先问我为什么没在第一周就报警.然后会问我有没有保留证据.我把前几周的牙齿都扔了,公司中转站有规定,非衣物类物品一律按生活垃圾处理.
所以当那张纸条出现的时候,我甚至觉得松了一口气.终于有人说了点什么.
纸条是叠成一个方块的,很小,大概只有火柴盒那么大,放在那周唯一的一件衣服上.一件白色的男士衬衫,领口有泛黄的汗渍,尺码是42,大概是175到180的人穿的.我把纸条打开,上面用圆珠笔写着一行字,字迹很用力,有些地方的纸都被戳破了:
"你下次打开的时候,别往上看."
我盯着这行字看了很久.然后我抬起头.
回收箱的内部是一个铁皮围成的方筒,大概有一米八深,从开口到底部.箱子的顶部是封闭的,只有投递口和取物口.取物口在我面前,是个带锁的铁门,我每次打开它的时候都要弯腰蹲下,把里面的东西往外掏.所以我的视线始终是向下的,朝向箱子底部.
我从没往上看过.
不对,我修正了一下,不是从没往上看过,而是在这个特定情境下没往上看过.回收箱的内部又黑又脏,正常人不会刻意去打量它.但纸条上说"别往上看"——这句话本身就意味着上方有东西,而且写纸条的人知道那东西在那里,并且不希望我看到它.
我蹲在回收箱前,保持着把纸条拿在手里的姿势,大概有两分钟没动.雨不知道什么时候停了,空气里有一股湿漉漉的铁锈味.我的脖子僵硬地维持着一个角度,眼睛盯着箱子底部那几件旧衣服,余光能看到箱体两侧的铁皮.我的头顶上方大概四十厘米处就是回收箱的顶板,如果我把头抬起来——
我没有抬.
我把纸条装进口袋,像往常一样把衣服打包,装车,走人.一切如常.那天晚上我回到出租屋,把纸条放在床头柜上,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看了一个小时.天花板上有一块水渍,形状像一个人的侧脸.我看着那张水渍的脸,觉得它也在看我.
第二天我请了半天假,去了公司在中牟县的中转站.
中转站是一个巨大的彩钢瓦厂房,里面堆满了从全市各个回收点拉回来的旧衣服.那些衣服被分拣,清洗,消毒,一部分捐给贫困地区,一部分出口到非洲.厂房里永远弥漫着一股洗衣粉和霉味混合的气味,分拣线上的传送带发出单调的嗡嗡声.
我找到了分拣线上的老周.老周比我大十几岁,秃顶,干这行五年了,眼睛毒得很,什么料子什么牌子一眼就能看出来.我递了根烟给他,他接过别在耳朵上,没急着点.
"周哥,问你个事.你在别的地方见过牙齿吗?"
老周把嘴里的烟屁股吐掉,眯着眼睛看我:"什么牙齿?"
"人的牙齿.在回收箱里找到的."
他沉默了几秒钟,然后说了一句让我后背发凉的话.他说:"你也碰上了?"
老周告诉我,他前年在西郊的两个点也发现过牙齿,持续了大概三个月,后来就没了.他上报过,公司让他别声张.他不知道那些牙齿从哪来的,但他有一个推测——不是推测,是猜测.他说他在分拣的时候注意到,那些有牙齿的回收箱里的衣服,都有些不对劲.
"怎么不对劲?"我问.
老周把耳朵上那根烟取下来,在指间转了转:"那些衣服不是被扔掉的.它们是被脱下来的."
我等着他解释.
"你看啊,一般人家捐旧衣服,都是叠好的,再不济也是揉成一团塞进去的.但那些箱子里的衣服不是,它们是摊开的,像是有人先把手从袖子里抽出来,再把衣服从身上扒下来,然后整件放进箱子里的."老周把烟点上,深吸了一口,"而且那些衣服上没人味儿."
"没人味儿?"
"洗衣液的味道,香水味,汗味,烟味——都没有.干净得不正常.像是洗过之后就没被人穿过.不对,像是洗过之后被什么东西穿过,但没留下味儿."
我想起那些衣服.确实,我每周从那个回收箱里取出来的衣服都不多,而且都很旧,但没有任何气味.不是洗衣液的香味,不是樟脑丸的味道,什么味道都没有.就好像那些衣服从来没有被人穿过一样.
但我没跟老周说那张纸条的事.
回出租屋的路上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:如果那些衣服真的是被脱下来的,那脱衣服的人——不,那个东西——现在穿着什么?
接下来的几天我照常上班.周二去了航海路那边的四个点,周三去了秦岭路和建设路的三个点,周四去了大学路那边的两个点.一切正常.周五又轮到了桐柏路那个回收箱.我特意把时间从上午改到了下午,想看看到底有没有人来投递东西.
下午两点多,我骑着电动车到了街角.照相馆的卷帘门还是拉着的,小广告又多了几张.回收箱看起来和上周一模一样,绿漆,生锈的边缘,锁孔有点涩,要用WD-40喷一下了.我把车停好,没急着开锁,先站在旁边看了一会儿.
桐柏路不算热闹,但也不冷清.这个时间点路上有遛弯的老人,有推着婴儿车的年轻妈妈,有外卖骑手在便道上快速穿过.没有人多看那个回收箱一眼.我站在那里十五分钟,看到一个人拎着黑色垃圾袋从对面的小区出来,径直走过回收箱,把垃圾袋扔进了旁边的垃圾桶.没有人在回收箱前停留.
我打开锁,蹲下来,拉开铁门.
里面有一件衣服.
一件深蓝色的女士开衫毛衣,毛线已经起了球,肘部的位置磨得发白.衣服是叠好的,规规矩矩地放在回收箱的正中央,就像商店橱窗里展示的那样.我把手伸进去,把毛衣拿出来.毛衣下面什么都没有,没有牙齿,没有纸条,没有任何东西.
但我注意到一件事.
毛衣的左胸位置有一个胸针——或者说曾经有一个胸针,因为胸针不见了,只留下一个针脚扎出来的小孔,和一圈被撑开的毛线.那圈毛线比周围的颜色浅一些,说明胸针戴了很久,挡住了毛衣原本会褪色的部分.
我把毛衣翻过来,检查领口的标签.标签已经被剪掉了,只剩下一小截白色的缝边.但我注意到领口内侧有一块深色的痕迹,不是污渍,是某种被反复摩擦后产生的变色,像是有人在同一个位置长时间佩戴过什么东西——项链,或者别的什么.
我蹲在那里,手里拿着那件毛衣,脑子里突然闪过一个念头.上周的白色衬衫领口也有类似的痕迹.上上周的那条牛仔裤右后口袋的上方也有一个方形的印记,像是钱包长期放置留下的.再之前的那件羽绒服的袖口内侧,有一圈手指形状的压痕,不是污渍,是纤维被反复按压后失去弹性的那种凹陷.
那些衣服不是被人随便扔掉的.
那些衣服是被某个人反复穿过的,穿了很久,久到在身上留下了痕迹.但那些痕迹没有任何气味,没有任何人体脱落的皮屑,油脂,汗液——什么都没有.就好像衣服上的那个人味被什么东西吸走了,只剩下纤维本身.
我站起身,犹豫了一下,然后做了一个决定.
我把回收箱的铁门拉到最大,把脑袋伸了进去,从下往上,朝箱子的顶部看去.
回收箱的内部比我预想的要深.铁皮上全是锈迹和灰尘,有一股潮湿的金属味.我的视线沿着箱壁往上爬,经过几排铆钉,经过一道不太平整的焊缝,然后——
箱子顶部什么都没有.
就是一块绿色的铁皮顶板,和箱体一样生了锈,有几道划痕,别的什么都没有.我盯着那块顶板看了几秒钟,然后缩了回来,后脑勺蹭了一头灰.什么都没有.纸条说别往上看,但上面什么都没有.
我忽然觉得自己很蠢.我在一个破旧衣回收箱前面站了半个小时,把自己的脑袋伸进了一个满是灰尘的铁皮箱子里,就为了一张来历不明的纸条.纸条上写的也许是反话,也许是个恶作剧,也许根本就不是写给清理员的.我甚至没法确定那行字是用圆珠笔写的还是用血写的——我根本没仔细看.
我把毛衣塞进垃圾袋,绑好,扔到电动车后座上.发动车的时候我还在想这件事,但已经不是恐惧了,是一种不太舒服的困惑,就像鞋里进了沙子,走路的时候硌得慌,但又懒得停下来倒.
那天晚上我回到出租屋,在楼下碰到了住对门的陈阿姨.陈阿姨六十多岁,独居,养了一只橘猫,每天傍晚在楼下遛弯.她看到我就招手:"小张,你等一下."
我停好车,走过去.
"你那天下班回来,有个姑娘在你门口站了好久."陈阿姨说,"我以为是来找你的,结果我开门问她找谁,她也不说话,就走了."
"什么样的姑娘?"
"年轻,瘦,穿一件深色的毛衣.头发很长,低着头,我没看清脸."陈阿姨想了想,"对了,她左胸口别着一个胸针,亮闪闪的,太阳底下晃了一下我的眼睛."
那天晚上我没睡着.我躺在床上,脑子里把所有的信息翻来覆去地拼凑.一件深蓝色的开衫毛衣,左胸口有一个胸针留下的痕迹.一个穿深色毛衣的姑娘,左胸口别着亮闪闪的胸针.上周我在回收箱里取出了一件深蓝色开衫毛衣.那件毛衣现在在中转站的某个麻袋里,或者已经被打包好准备运走了.
我把床头柜的抽屉拉开,拿出那张纸条.在台灯底下我重新看了一遍那行字,这次看得很仔细.
"你下次打开的时候,别往上看."
字迹很用力,有些地方纸被戳破了.但我在台灯底下看到了之前没注意到的细节.破洞的边缘不是整齐的,有毛边,像是被什么液体浸湿后又干透了,纤维收缩之后形成的.我在这个角度闻了闻那张纸,有一股淡淡的甜腥味.
不是墨水.不是圆珠笔油.
第二天周六,我本来不上班.但我还是骑着电动车去了桐柏路.照相馆的卷帘门还是拉着的,小广告又多了几张.回收箱锁着,我打开它,里面什么都没有.空荡荡的铁皮箱子,底部有几片落叶.
我蹲在回收箱前面想了很久,然后站起身,开始打量回收箱周围的环境.回收箱嵌在照相馆的外墙上,右边是照相馆的卷帘门,左边是一堵没有任何窗户的山墙.回收箱的上方大概两米的位置有一盏路灯,灯杆上贴满了小广告.除此之外,什么都没有.
我绕到照相馆的侧面,发现有一条很窄的巷子,大概只能容一个人侧身通过.巷子两边都是墙,地上有积水,空气中有一股尿骚味.我侧着身子挤进去,走了大概五六米,巷子到了尽头.尽头是一堵砖墙,墙上有扇窗户,很高,大概两米五的位置,窗玻璃碎了一半.
我踮起脚尖往窗户里看了一眼.
里面很暗,但能看到一些东西.是一个房间,不大,地上堆着一些旧报纸和塑料袋.墙上贴着褪色的海报,隐约能看出是某个九十年代的香港电影.房间的一角有一把椅子,木头的那种老式折叠椅,上面放着什么东西.
一件衣服.叠好的,整整齐齐.
我把手伸进口袋,摸到了那张纸条.然后我抬起头,往窗户的上方看去.
窗户上方什么都没有.但窗户下方的墙上,有人用什么东西刻了一行字,笔画很浅,像是用手指甲划的,在砖面上几乎看不出来.我打开手机的手电筒,凑近了看.
那行字写着:"她还在里面."
我站在那条窄巷子里,手机手电筒的光照着那行字,站了很久.巷子外面的马路上有人在按喇叭,有人在说话,有人在笑.一切都很正常,这个世界照常运转,阳光照在对面居民楼的阳台上,有人在晾被子.
我往后退了两步,再抬头看那扇窗户.从这个角度能看到房间里的那把椅子,和椅子上那件叠好的衣服.那是一件白色的男士衬衫,领口有泛黄的汗渍.
就是上周我在回收箱里找到的那件.
但上周那件衬衫已经被我打包送到中转站了.如果那件衬衫现在在这间废弃的房间里,那我上周从回收箱里取出来的是什么?
我又看了一遍那行字:"她还在里面."
谁还在里面?那个穿深蓝色毛衣的姑娘?那个在我门口站了很久,被陈阿姨看到的姑娘?还是别的什么人?这个"里面"指的是哪里?这间废弃的房间?还是——
我忽然想起来一个细节.我每周从那个回收箱里取出来的衣服都不多,但每一件看起来都像是被人穿了很久.那件深蓝色毛衣左胸口的胸针痕迹,那件白衬衫领口的项链印记,那条牛仔裤口袋上的钱包印,那件羽绒服袖口的手指印.那些印记都在同一个位置,就好像——好像那些衣服是被同一个人穿的,但不是同时穿的,而是一件一件地,在不同的时间,被同一个身体穿过.
不对.不是同一个身体.那些衣服的尺码不一样.白衬衫是42码,大概175到180的身高.深蓝色毛衣明显是女款,胸围大概在88左右.牛仔裤的腰围是二尺四.这些尺码不属于同一个人.
除非那个身体会变.
我打住了这个念头,因为再往下想就不只是细思极恐了,那就是纯粹的疯了.我告诉自己,这个世界上有无数种合理的解释.有人在恶作剧.有人在地下室里囤了一堆旧衣服,每周往回收箱里扔几件.那间废弃的房间只是流浪汉的临时住所.牙齿是假牙,或者是牙科诊所丢弃的教学模型.所有的事情都有合理的解释,我只是还没找到而已.
我把那张纸条从口袋里拿出来,看了一会儿,然后把它塞回了口袋.
周一上班,我去找刘哥请假,说想休两天年假.刘哥在抽烟,看了我一眼,把烟掐了:"你脸色不太好,病了?"
"没事,就是有点累."
"那行,你把你那几个点的钥匙给老周,让他帮你跑两天."
我犹豫了一下,说不用了,钥匙我自己拿着,就请两天假,周三就回来.刘哥没再说什么,在考勤表上画了个钩.
当天下午我没有回家,而是骑车去了中牟中转站.我在那堆还没分拣的旧衣服里翻了两个小时,没有找到那件深蓝色毛衣,也没有找到那件白衬衫.分拣线上的老周说那批货上周五就打包发走了,运到郑州东站的一个出口集散点,可能已经在去非洲的路上了.
"你要找什么?"老周问我.
"没什么."
老周看了我一眼,没再追问.但我转身要走的时候,他叫住了我.他说:"小张,那个箱子,桐柏路的那个,你最好别去了."
"为什么?"
"我跟你说个事,你别跟别人说."老周四下看了看,压低了声音,"我前年在那个箱子里也找到过纸条."
我心里一跳:"写的什么?"
老周沉默了很久,久到我以为他不打算回答了.然后他说了一句让我一整年都忘不掉的话.他说:"我没敢看.我把那张纸条揉成一团,扔了."
"你不敢看?"
"因为写纸条的人——或者说东西——它是写在衣服上的.不是用笔写的,是用什么东西烧的,衣服上烧出来的字."老周的声音有些发紧,"我把那件衣服从箱子里拿出来的时候,上面的字还在冒烟."
我张了张嘴,想说什么,但没说出来.
老周拍了拍我的肩膀,转身走了.传送带的嗡嗡声在厂房里回荡,像一个巨大的昆虫在呼吸.
那天晚上我又去了桐柏路.不是骑车去的,是坐公交去的,在路口下了车,走着过去.天已经黑了,路灯亮着,回收箱旁边的那盏灯不知道什么时候坏了,一闪一闪的.我在马路对面站了一会儿,看着那个回收箱.它安安静静地待在照相馆旁边,和白天没什么不同,但在夜色里,它的绿色看起来发黑,像一个生了锈的方形的洞.
我不知道自己在等什么.也许我在等一个穿深蓝色毛衣的姑娘出现.也许我在等那扇窗户里亮起灯.也许我只是想确认一下那张纸条还在不在我口袋里.
它还在.
我从马路对面走过去,蹲下来,用手摸了摸回收箱的铁门.锁着的.我摸了摸那把锁,是公司统一配的那种普通挂锁,没有被动过的痕迹.我又站起身,走到照相馆的侧面,挤进那条窄巷子.巷子里比白天更暗了,我打开手机手电筒,照着地面往前走.
走到尽头,我踮起脚尖,把手电筒的光对准那扇窗户.
房间里和白天一样,很暗,堆着旧报纸和塑料袋.那把折叠椅还在,但椅子上的衣服不见了.椅子旁边的地上多了什么东西,黑乎乎的一团.我把手电筒的光对准那团东西,看清楚了.
是一只鞋子.
一只黑色的女士皮鞋,很旧,鞋面上有磨损的痕迹.鞋子不是放在地上的,是立着的,脚尖朝上,靠在椅子腿上,就像有人刚刚把它从脚上脱下来,随手靠在旁边.我盯着那只鞋子看了几秒钟,然后注意到鞋子的旁边还有另一只,再旁边是——
一双袜子.卷在一起的,像被揉成一团脱下来的那种.
我站在那里,手电筒的光束在黑暗的房间里扫来扫去,心跳得很快.然后我听到了一个声音.很轻,很远,像是从墙壁里面传来的.是脚步声,不,不是脚步声,是摩擦的声音,像是什么东西在地面上拖行.
声音停了.
然后我听到了呼吸声.很轻,很近,就在我头顶上方.
我没敢抬头.
我把手电筒关了,站在原地,一动不动.黑暗像水一样涌过来,把我整个人淹没了.巷子外面的路灯在巷口投下一片模糊的光,但我站的地方什么都看不见.我只能听到呼吸声,就在我头顶上方,大概两米的位置.
那扇窗户在两米五的位置.呼吸声来自窗户的上方.
我站在那里不知道多久,也许是一分钟,也许是十分钟.呼吸声一直在,不急不缓,像一个人在看什么有意思的东西,舍不得移开眼睛.然后呼吸声变了,变成了一种很低很低的笑声,几乎听不见,但我能感觉到那笑声在空气里震动,从我的头顶传下来,沿着我的脊椎一路往下.
我终于动了.不是抬头,是转身.我侧着身子从巷子里退出来,一步一步地,没有跑,也没有回头看.走出巷口的那一刻,路灯的光落在我身上,我觉得自己像是从水里被捞出来的一样,浑身都在发抖.
我走到马路对面的公交站台,坐在长椅上,低着头看自己的鞋.鞋面上有巷子里踩到的积水,脏兮兮的.我想起那只靠在椅子腿上的黑色皮鞋,鞋面上也有磨损的痕迹,和我这双的磨损位置差不多,都是右脚前掌的外侧.
很多人走路的时候右脚前掌外侧会先着地,所以那个位置的磨损最严重.这说明穿那双鞋的人走路姿势和我一样.
公交车来了.我上了车,刷卡,坐在最后一排靠窗的位置.车子开动的时候我往窗外看了一眼,那个回收箱还在街角站着,一闪一闪的路灯下,它看起来比白天更旧了.
我拿出手机,打开备忘录,想记点什么.但我盯着空白的屏幕看了很久,最后什么也没写.我把手伸进口袋,摸了摸那张纸条.纸条还在,但手感不太对.我把它掏出来,借着车窗外的路灯光看了一眼.
纸条还在,上面的字也还在.但纸条的背面多了一行字,是用什么东西刻的,很用力,把纸都戳穿了.
那行字写着:"你刚才为什么不抬头?"
我盯着那行字看了几秒钟,然后把纸条折了两折,塞回口袋.
公交车在下一站停了,有人上车,有人下车.一个穿校服的中学生坐到我旁边,从书包里掏出一袋薯片,撕开,嘎吱嘎吱地吃起来.车厢里弥漫着薯片和洗衣液的味道.一切都很正常.这个世界照常运转,明天太阳还会升起来,我还要去上班,去开那个回收箱的锁,去把里面的衣服打包,装车,送到中转站.
但我忽然想起一件事.
今天周一,我请了假.按照正常排班,桐柏路的回收箱应该在周五才打开.我上周五刚清理过,也就是说,从上周五到今天周一,回收箱一直是锁着的.那把锁没有被撬过的痕迹,钥匙只有我一个人有.
那么,那只黑色皮鞋是怎么进去的?
还有,纸条背面的那行字,是刚才在巷子里的时候被人刻上去的.
我当时没有抬头.
但我也没有感觉到任何人靠近我.
我把手从口袋里抽出来,手心全是汗.旁边那个中学生把薯片递过来,问我吃不吃.我说谢谢,不用了.他说你脸色好白,没事吧.我说没事,就是有点累了.
车子在夜色里往前开,窗外的路灯一盏接一盏地掠过去,明明灭灭.我闭上眼睛,但黑暗里我看到的不是黑暗,而是一扇窗户,一把折叠椅,一只靠在椅子腿上的黑色皮鞋.
鞋子在等我.
不,不是鞋子.
是她.